我问曾焰：“杨林为什么要到满星叠去教书？难道他不知道那里形势更复杂，更危险？”
曾焰默然一会儿，我看得出她的表情有些沉重。她说：“当时美斯乐有许多关于我的谣言，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一旦出了名，谣言就如影随形紧跟着你。中国人在哪里都一样，擅长搬弄是非制造谣言，惟恐别人比你过得好。杨林是为谣言所伤才决定去满星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林也是被谣言杀死的。”
我承认我在美斯乐采访时，确实听到一些对曾焰名声不利的说法。许多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地向我重复当年的绯闻流言，描述那些似是而非的桃色故事，好像那些事情都是昨天才发生一样。我怀疑地质问他们，难道曾焰给美斯乐留下的仅仅就是这些回忆么？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曾焰靠我们美斯乐出名，她凭哪样该在台湾享福？
焦昆解释说：“美斯乐跟世界上所有唐人街一样，窝里斗是一种特色，如果大家都平庸就相安无事，如果谁不同一般就会遭到攻击非议，所谓‘出头椽子先烂’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认识杨林时他已经变成了照片。杨林下乡前为云南大学的家属子弟，父母均在云大执教，恰好我在云大读书任教达十多年，因此当我前往母校采访时，不乏认识和熟悉杨林的人向我讲述往事。在我的印象中，杨林是个聪明、开朗、热情和脾气倔强的男知青，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对学生有责任感，属于那种广受学生爱戴的先生。被学生爱戴的前提是你必须加倍爱戴学生。杨林有一条腿瘸，那是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留下的残疾，当时按照政策可以照顾留城，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下了乡。曾焰深情地回忆说，杨林是为他们的爱情下乡的。几个月后，他又拖着一条瘸腿跨过国境寻找失踪的未婚妻，在往后的金三角岁月中历经漂泊艰辛。我为他们的经历感动。我私下认为他们是一对爱情鸟，他们为爱情活着或者死亡。
然而，妻子曾焰开始出名了。
曾焰说，她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悄悄写作，1976年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七彩玉》，此后又有以知青漂泊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风雨尘沙》等陆续问世。她的作品视角独特，基本上以金三角和大陆知青为题材，在台湾和东南亚华人中产生广泛影响。
我问她：“当时你还是个流浪知青，居无定所，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你那么年轻，怎么就想到写小说？动力是什么?想当作家，想出名吗？”
她回答：“也许这就是命运吧。越是漂泊，越是孤独，越是思乡，就越有一种倾诉的冲动。比如写信，一写就没个完，跟人聊天，越聊心中被触发的东西越多，就越想写作。渐渐这种冲动和愿望就在心里扎下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当时我们刚刚在美斯乐安定下来，住一间简陋的草棚，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一张竹饭桌。杨林在饭桌上批改学生作业，我就伏在床沿上写小说。如果说动力，恐怕就是这种倾诉的冲动和愿望，如果想出名，想当作家，名利双收，当时在金三角那样地方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说：“你第一部小说写了几年？”
曾焰答：“前后写写改改，大概五年多时间吧。我把它寄给台湾《联合报》，没想到顺利地发表了，准确说是连载，一下子在东南亚华人中引起很大反响。我没有想到一个作家居然就这样诞生了，是在草棚里写作的作家。”
我说：“你得了多少稿费？”
曾焰偏着头算了算，回答说：“扣除税后大约有六万泰铢（币）吧，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们教师的月工资才四百铢，所以在当地引起轰动，引起后来一些人嫉恨，恐怕经济收入是个重要原因。”
我说：“你们怎么使用这笔钱？”
曾焰对往事很伤感。她摇摇头说：“你知道，杨林虽然腿有残疾，但他是个生命力旺盛和有冒险精神的人，我们用这笔稿费买了一辆越野吉普车，正宗美国货，虽然当时美斯乐的土路难行，杨林还是把车开来开去，其乐无穷。后来他把别人的一辆新车撞坏了，就卖了自己的车赔别人。”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曾焰成为众矢之的。女人，作家，巨款，汽车，这一切炫目的名利在一个贫困和荒凉的山区，在一个以军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以及没有文化但是并不缺少欲望的汉人难民部落都是不可原谅，或者说不可饶恕的罪过。换种说法，女人出名必将成为是非和流言的靶子，这就是本世纪阮玲玉们的悲剧在中国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
我对曾焰的评价是，聪慧，文静，执著和有悟性。她在那样艰苦原始的地方伏床写作，一盏小油灯，孤军奋战，谁关心过她的艰辛求索？谁看到她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为写作付出的心血劳动？谁曾想到她在写作之余仍要做教师和母亲？如果她不成功，我想人们一定会宽容她，赞美她，他们会说，看她多可怜啊，付出那么大的努力，还是摔得头破血流。所以她是一个好女人。宽容和同情弱者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美德，也是我们中国人最优秀的民族性中的一部分。问题是曾焰不幸成功了，在外面出了名，有了巨款和汽车，所以她受到种种愤怒的中伤都是必然的，或者说必要的，不然你怎么让别人心理平衡呢？这时候有没有桃色绯闻男女私情都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决不肯饶恕她，谁叫曾焰不肯与大家一样共享平庸呢？
所以我只好悲哀地重复，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
2
曾焰在另一座金三角小镇回海住了半年，她在这里独居和写作，因为这时候已经有不少华人报刊向她约稿。二十多年后的1998年我在回海呆过几小时，拍下一些风景照片，回海地处龙帕山脉谷地，热不可挡，距离缅甸大其力只有一小时车路。我被朋友告知，从前这里是坤沙的势力范围，张家军在这里与泰国军警打过仗。
曾焰在回海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尘沙》，然后来到满星叠与丈夫杨林会合。我认为曾焰是个典型的东方女性，温柔体贴，热爱丈夫和孩子，她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分成两份，一份给了丈夫和家庭，另一份则贡献给了文学。这样的女性，我们即使不用“完美”这个赞美(奇书网-isuu.)词，至少也应该称之为“优秀”。如果说丈夫孩子是曾焰灵魂的栖息地，是那个给她亲情温暖的遮风蔽雨的家，那么写作或者说文学事业就是她生命中的太阳，将她流离失所和漂泊孤苦的生活照亮。对一个人，尤其一个心中燃烧着浪漫精神的女知青来说，这种照耀使她对今后哪怕荆棘之路苦难生活也充满真情，充满诚挚的希望和热爱。
满星叠大同中学是一所华文学校，当时有数十位汉人先生执教，其中多为来自大陆的男女知青。知青在金三角不称“知青”，称“下放学生”或者“小汉人”。他们与国民党残军不同，虽然流落到异国他乡，有人贩毒，有人沉沦，有人随波逐流，但是他们毕竟是有文化的城市青年，受过现代教育，是文明社会的火种，所以一旦撒落到蛮荒不毛之地，他们大都顺其自然地肩负起播种文明和教育兴邦的责任。也许这是生活的必然，没有选择，但是没有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我在采访中得知，分布在金三角广大地区数以百计的华文学校，无一例外都有大陆知青任教，并且有的学校至今仍以知青先生为主。
比如曼塘村小，五名先生中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我认识其中一位章姓老知青，五十一岁，一副白发苍苍的衰老模样。通过交谈得知，他已经在金三角各地任教近三十年。仅以每年一班，每班二十人计，他教过的学生至少在六百人以上。我望着他两鬓白发，心中涌出无限敬意。我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他是不是也该算得上逐日的夸父，播火的普罗米修斯？
自从1950年国民党残军入侵金三角，大批随着政治动荡以及各种社会原因涌入金三角的中国难民达数十万（一说百万）人之多。这个人数众多的汉人部落成为影响金三角历史的重要社会力量。据说一时间说汉语习中文成为一种时尚，有如改革开放后国人学习外语。各种华文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华文学校不仅只对华人学生，也对所有的当地的孩子开放。
通过对许多人采访，我知道满星叠华文学校很正规，与山外的清莱、清迈学校相比也毫不逊色，由于办学条件好，报酬较高，吸引了许多金三角的知青到此执教，焦昆、杨飞、杨林、曾焰以及那位章姓知青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先生。据说坤沙时常要来学校视察，当然也不算什么正规视察，无非走走看看，见谁同谁说话。他喜欢串门，同大陆知青聊天，有时碰上学校或者别人家里开饭，也不拘小节同师生一起吃饭。坤沙体格高大壮硕，头尤其长得大，这种奇特相貌很使身体瘦小的当地山民敬畏，他们尊称他为“昭坤沙”。前面说过，“昭”就是神明或者帝王的意思。坤沙完全保持汉人习惯，衬衣长裤，手上喜欢拎一根藤手杖。这个世界闻名的大毒枭并不仅仅只对贩毒感兴趣，据说他的知识面相当宽，常常爱同知青讨论有关中国历史、哲学和政治问题，有次谈到秦始皇，大家观点不同，竟争得面红耳赤。
张苏泉则永远保持职业军人的枯燥本色。他生性严肃，做事认真，据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穿除军装以外别的衣服，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刻板和机械的军人！但是别人同时告诉我，张苏泉决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喜欢读书，喜欢音乐、戏剧，他家里有台老式针头唱机被视若珍宝，到处收集木纹唱片，有时人们听见这位河南籍的总参谋长嘴里哼哼叽叽的，原来他在哼着家乡河南豫剧，居然有腔有调像个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