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愤愤想现在什么时候了，海峡两岸都在搞统一，一国两制，实行“三通”，他这个老顽固怎么这么死硬，还生活在发霉的阶级仇恨里？万般无奈，我只好转而拜访另一位老人，不料登门才知，那人早已中风瘫痪，老年痴呆，连话也不会说，我只看见一具会呼吸的干尸。
很显然我在这里遭到无情阻击。问题在于，主动权操在别人手上，我该怎么办？说服老人，帮助他超越意识形态对立，或者向他宣传大好形势，再讲一遍关于我父亲参加中国远征军，我著名的姑婆如何嫁给蒋纬国先生的故事？恳求他帮助我，以情动人？如此等等，我绞尽脑汁，可是老人根本不给我机会。老人闭门谢客，一连两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欲罢不能，我该怎么办呢？
这天下午寨子里发生一件大事，这事看似与我这个外来者无关，但是它的结局却意外改变了我的处境。一个年轻产妇难产，情况危急，惊动全村人。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榻这间小旅店是村里惟一的旅店，其实也说不上旅店，一间大房子几张竹床，相当于乡村大车店，平时只有过往马帮歇脚。店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掸族人，名字叫若埃（音译），会讲几句汉话，他慌慌张张来敲我的门，对我结结巴巴说：“客人救救罕娜。”
罕娜就是那个年轻产妇的名字。我弄糊涂了，连忙声明我又不是医生，拉我去做什么？若埃不肯松手，一直把我拉到一间被称作“公房”的大房子里。公房外面围了很多村民，我看见那个老人家的中年媳妇也在其中，大家表情沉重，默默让开一条路，好像我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救星。等我进屋一看，倒把我吓得出不了声，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穿白大褂的医生，除了香案上供着菩萨和供品，只有两个面孔黢黑的老女人（接生婆）在摆弄那个产妇。产妇已经没有声气，地上淌了一摊发黑的血，很明显接生婆已经束手无策，她们只好不停地往产妇嘴里灌黑糊糊的汤汁。即使我从未学医，我也看出来如果再折腾下去大人孩子肯定都没命了。
我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里讲述过一位上海女知青死于难产大流血的故事，那是二十几年前发生在云南边疆的惨剧。然而在世纪末的金三角，我又面对即将发生的相同惨剧。我着急地说：“干吗不快请医生来？”若埃哭丧着脸说：“没有医生，村里女人都这样生孩子。”我说：“村里有懂医的人吗？她肯定需要输血而不是灌那种破汤，要不赶快送镇上医院。”若埃回答说：“镇上没有医院，孟回也没有医院，整个山区……百里范围内都没有医院。”我大吃一惊，说：“怎么可能呢？你们不生病吗？生病怎么办？”若埃不说话，我明白他的话是真的，地域广大的金三角，方圆百里竟没有一座医院，一所小小的卫生所!……我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远离文明与科学，这就是金三角人一直面临的生存现实。我着急地说：“你快告诉我，我能帮什么忙？”若埃低声说：“客人的车……救救罕娜。”我明白了，山区交通不便，村子里有马帮，却没有汽车，我是从美斯乐雇的客货两用越野车，以保障长途采访之用。我说：“最近的医院在哪里？”若埃回答：“在清迈，清迈有生孩子的医院。”我几乎惊叫起来，他妈的！清迈至少有两百公里以上，又是山路，谁知道产妇会不会死在路上？
问题是产妇现状容不得我多想，事不宜迟，救人要紧，我马上让司机小董把车开来，人们小心地把产妇抬上车。我看见许多女人都低着头，双手合十，嘴里默颂菩萨保佑。汽车开动，这一路真是漫长无比，我从来没有感觉汽车开得如此之慢。山路颠簸奇书网-整理，牛车小道像细细的肠子一样盘绕在没有边际的大山和丛林里，天渐渐黑下来，金三角之夜伸手不见五指，山谷里传来野兽的吼叫，只有汽车灯光像一把雪亮的利剑刺向厚厚的黑暗帷幕。我们为减少产妇的痛苦，将帆布做成垫子，一人拽住一头，我的手臂很快因血液循环不畅而麻木，而失去知觉，肚子空空如也，腿肚子直打颤，但是我仍咬牙坚持。因为我清楚，我们的努力将使得一个年轻妇女和她肚子里的小生命每一分钟都向希望靠近。
半夜时分汽车终于开进清迈医院，我几乎瘫倒在汽车上。仅仅半个小时后，孩子剖腹降生，是个男孩，母子平安。我与小董连夜驱车返回寨子，到村口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当金灿灿的太阳从东边山头升起来，第一抹阳光穿过树林照耀在寨子的尖屋顶上，我的心里充满疲惫和欣慰。我觉得这一天很有意义，因为我在金三角学了一回雷锋，我从这里也开始思考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金三角之所以成为金三角，贫穷是否是其中主要原因？
按照计划，我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赶，金三角很大，所以我不能再白白等下去。我告诉小米准备出发，我期待也许别的地方还会有机会，李国辉部下很多，也许不止一个副官。
这时旅店竹篱吱呀一响，那位中年妇女探进头来，她礼貌地向我躬躬身，说她爷爷（果然是她爷爷）请我再去坐一坐。我简直大喜过望，来不及细想，便飞奔出门。老人屋门是虚掩的，我放慢脚步，听见自己心脏咚咚地跳动。在那间半明半暗的大房子里，我又看见那位仿佛赶了漫漫长路归来的疲惫老者。他还是以那种似乎永远不变的姿势依偎在火塘的暗影里，虽然没有出声，但是我看见，他的目光分明从历史岁月的深处注视着我。
5
对我的整个采访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这天才是我金三角之行的真正开始。
我恭恭敬敬地问：“请教老先生尊姓大名，高寿多少？”
老人嘶嘶地说：“姓牛，贱姓。民国发大水……那年，你知道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天知道他翻的是哪一年老皇历？我含含糊糊地说：“解放前哪一年？哪条河发大水？……今年长江洪水，百年不遇，没有造成灾害。”
老人侧侧耳朵，我猜想他没有听明白，因为他眼睛中浮起疑问。他问：“解……放……前？”
我猛然省悟，在金三角，这是另一个世界，大陆许多专有政治名词比如“解放前”、“解放后”、“新社会”、“旧社会”、“反动派”、“蒋匪军”诸如此类，对他们来说好比听天书，我换了一个中性名词说：“哦，就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前。”
他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又指指我问：“你大陆，哪地方人？”
我回答：“四川，祖籍湖北。”
他慢慢想着，好像自言自语：“四川？哦，是南方……我是北方人，中原，你去过中原吗？”
我赶紧说：“去过去过，不就是郑州洛阳开封吗？”
老人摇摇头，脸色生动起来，他纠正我说：“不对，不是郑州……是杞州。杞人忧天，中原杞州，你知道吗？”
这个垂死的金三角老人居然记得“杞人忧天”的典故，而我对这个叫杞州的地方确实一无所知。为了不使老人失望，我只好信口胡诌：“哦对了，我知道兰考，以前叫兰封。那地方，吓，从前风沙特厉害，还有盐碱地，被一个叫焦裕禄的人治好了。”
没想到老人突然动了感情，一滴浑浊的老泪像烛油一样从枯萎的眼窝里慢慢滴淌下来。老人说：“李长官，就是兰考人啊。叙齿的话，我还是李长官的远亲呢……他家人都给风沙埋了，十多岁就出来逃荒，吃兵粮……听说李长官在台湾过世前还念叨老家，他是想叶落归根啊！”
李国辉是河南兰考人！我的心快乐地大跳起来。我小心翼翼地问：“老人家，您是李国辉的副官吗？”
老人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抖抖的，我感觉那手像风中的枯树枝。中年妇女连忙趋前替老人抹去眼泪，老人叹息道：“李长官，根本没有什么副官啊。”
我很惊讶，连声说：“怎么可能？他不是将军吗，金三角的开山鼻祖，怎么会连副官也没有呢？”
老人沉默下来，怕冷似的将毯子往身上裹了裹，他的侧影让我联想到半截遭雷击的枯树。过了好一阵，枯树又说话了，声音很小，像蚊子叫，嗡嗡地从地下传出来：“李长官……只有贴身卫士。”
我说：“您呢？是不是其中的一个？”他没有回答，我想算是默认吧。我说：“听说从前寨子里有几位老人，他们也是李将军部下对吗？”
老人咧咧嘴，我看见一团黯然的乌云遮住他的眼睛。他忧伤地叹道：“老兄弟……都向李长官报到去了。就剩一个老麻子，从前骑马打枪，威风可大了，打印度雇佣军，硬是救了李长官一命……年前摔一跤，咋就再也爬不起来，变成一个傻子。”
我心中壅塞着无数疑问。我迫不及待地问：“据说李国辉是政治军官，不会打仗，是这样的吗？”
老人回答：“那个年代，哪个军人的星星（肩章）不是命换来的？松山大血战，日本人打得那么凶，李长官当连长，一条胳膊打残了。”
我说：“当年大撤台，你们为什么不到台湾去？”
老人没有说话，那位中年妇女却在一旁告诉我，据说李长官自知回台湾没有好下场，临别有令，让部下坚持反攻大陆。这些老兵就忠实地执行长官命令，把自己一生乃至后代都留在金三角了。
我心中涌出沧桑的潮水。透过历史烟雾，我依稀看见一群忍辱负重的前国民党军人，或者说一群中国人，为了完成长官的神圣嘱托，把自己生命埋葬在异国荒凉的泥土里。可是他们后悔吗？或者说他们对国民党政权怨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