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人讽刺中国，建议将罂粟花定为国花。
我由此想到一个有趣问题，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分子比如英国人，他们贩卖鸦片，牟取高额利润，干出伤天害理勾当，可是他们自己吸毒吗？答案是明确而否定的，英国人不吸毒。他们为什么不吸毒呢？因为觉悟高，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因为从一百多年鸦片消费的地区分布看，欧洲基本为零，亚洲最多，又以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各国和中国为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1995年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博物馆，我看见1853年佩里准将率领美国舰队逼迫日本天皇签订通商条约，随后又有西方四国舰队炮轰下关事件，至此日本国门洞开。这种形势与中国鸦片战争极为相似，但是结果迥异：大清政府因此更加腐朽没落，而日本则产生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人是否将鸦片也推销到日本？如果推销，日本人民接受吗？为什么？
答案同样令我震惊。
西方人当然也向日本推销鸦片，日本人很快接受鸦片，但是没有像其他亚洲民族那样自己吸食，沦为鸦片的瘾君子和受害者，而是精明地学会利用鸦片赚钱，毒害别国人民。日本紧随西方人，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鸦片输出国，把鸦片卖到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朝鲜。这个悲惨事实令我痛心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到四年时间，就完成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一个多世纪没有完成的伟业。到1953年，也就是我呱呱坠地那一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大陆彻底铲除鸦片，禁绝烟祸。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3
我在拙作《大国之魂》中多处提到，我曾有过一段偷越国境与罂粟花共舞的短暂日子。
当时我不满十九岁，怀揣两本书，一本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一本则是禁书，废纸收购站偷出来的《莱蒙托夫诗选》。我先在缅北克钦山区游荡，寻找革命红旗，但是山区林海莽莽，传说中的游击队始终像大海的鱼儿不见踪影。后来我辗转流落到掸邦山区，害了一场大病，幸好遇见一个好心的山民罗勒（音）大哥，病好之后我就留在山寨里。
1998年雨季我到金三角采访，所到之处没有一株罂粟花，这不是说毒品已经绝迹，而是还不到罂粟播种的季节。不管是钱大宇还是蒙小业，他们指着那些无边无际的大山对我说，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罂粟花的海洋时，我脑子里涌现出来的则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见罂粟花那种惊心动魄的印象。这是一个早已定格的画面，就像婴儿的记忆，伴随生命成长，被深深烙进灵魂里。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大病初愈，刚刚从死亡边缘逃脱的我，歪歪倒倒扶着竹楼爬出来，带着满身疲惫和虚弱，终于走到明亮而热烈的阳光下。我看见迎面的山谷像大海一样沸腾起来，微风拂煦，百鸟鸣唱，五彩缤纷的鲜花迎风怒放。远山近壑，大山深谷，一片片彩霞从天上飘落下来，大地辉煌灿烂，仿佛仙境降落人间。壮丽的花海像潮水将我淹没，一瞬间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像溺水之人拥抱死亡，我的心灵在这种美丽的窒息中颤抖。
辉煌的音乐奏响起来，天才诗人莱蒙托夫面对大海放声歌唱：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的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我顿时泪流满面，心中坚冰开始融化，我被大自然感动得无以复加。我面前花海重重，一叶闪耀白光的孤帆向我驶来，那是诗人莱蒙托夫的理想之帆。蜂蝶飞舞，花香四溢，轻风絮语，太阳歌唱，美好的事物暂时化解我心中郁积的孤独和痛苦，我跌跌撞撞扑下花海，俯向鲜花热烈亲吻。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条通往天堂的五彩路。
一个名叫玛青（音）的掸族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她诧异地注视我的疯狂举动，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对我说：“小汉人，泥（你）吸土（鸦片）么？烟花不有，有几个街子（五天一街）呢。”
山民称呼当地华侨，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小汉人”，也就是区别于中国境内的汉人。我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着她，她又重复一遍，罗勒的妻子金蛮卜（音）笑着解释说：“她说，这些都是烟花（罂粟花），收烟土还有二十多天。她以为你犯了大烟瘾呢。”
原来这些无与伦比的美丽花朵就是被人称作魔鬼之花的罂粟花！我为之瞠目的同时，也为好心姑娘的误解哭笑不得。
不久我发现，罂粟花其实很像世界著名的荷兰郁金香，它们开放红、白、粉花朵，高傲而妖冶，映衬高高的蓝天白云，迎着温暖的亚热带熏风向人们摇曳。我喜欢这些美丽的鲜花，它们跟世界上所有美丽生命一样，娇弱高贵，一尘不染，它们热烈地诠释生命，开放自己，尽善尽美地展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生存意义。人们都说罂粟花是魔鬼之花，我认为很不公平，花儿本身没有罪过，魔鬼藏在人们心里。
4
罂粟，当地话叫“必壳”（音），意思是会唱歌的花。至于为什么罂粟花会唱歌，我从头人阿金的老奶奶阿婆那里听来一个传说。老阿婆据说已经有九十岁，脸皱得如山核桃，一双枯手伸出来抖抖地活像鸡爪子。她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歪倒在火塘边吸大烟，当地大烟有两种吸法：一种是把生烟丝与生膏（生鸦片）掺在一起，填进竹烟筒点燃吸，跟吸水烟筒差不多，称“舵把筒”。另一种是从中国传来的吸法，就是使用比较考究的烟具吸。先在烟灯上将生膏熬熟，用细铁钎挑出一个粘糊糊的烟泡在烟灯上烤，然后再放进铜烟枪上边转边吸。
老阿婆用的就是价格不菲的铜烟具。我常常看见她颤巍巍地挑起一只熟烟泡，凑在灯罩上边转动边吸，嘴唇一鼓一鼓地向外努，像生蛋的鸡屁股，然后喷出一股股蓝色烟雾。她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急迫、饥饿、贪婪渐渐过渡到慈祥和幸福。当她过足烟瘾，才眨巴着被烟火熏得半瞎的泪眼，向我断断续续讲述下面这个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九十九个仙女从天上下凡，九十八个阿姐都找到如意郎君，过上了美满幸福生活。惟独最小的阿妹在深山里迷了路，只见狼虫虎豹，不见村寨人烟。阿妹走不出大山，只好不停地唱歌，最后忧郁而死，化成一片美丽的罂粟花海。老阿婆还说，要是在开花的季节，你躲在石头后面，一定会听见仙女唱歌。但是你千万莫要出声，不然要遭大祸呢。
我当过红卫兵，受过无神论教育，自然不相信关于仙女之类胡说。我故意抬杠说：“仙女唱什么歌呀，想搞对象吧？”老阿婆停止吸烟，她的瞎眼睛里分明射出一股怨毒的光来，炭火一明一灭，使她看上去更像传说中骑扫帚的老妖婆。老妖婆探起身子，恶狠狠地说：“诅咒你们男人呢！”
我吓得身子一缩，再也不敢接她的话茬，像老鼠一样悄悄溜出去。
在缅北，我渐渐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同他们一道体验生存和大自然的严酷，于是我看见罂粟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如何坚实地支撑着山民的日常生活，就像农民种植蔬菜粮食，牧民放牧牛羊一样。试想如果农民无粮可种，牧民没有牛羊可放，那将会是怎样一种灾难降临？我的房东罗勒大哥说：“大烟啦，我们很喜欢，换粮食，换盐，换钱，还换姑娘。”这个意思是说，大烟是他们生活中最值钱的物品，可换回一年的生活必需品，还可以换老婆。事实上当地人早已同罂粟结下不解之缘，果实（大烟）是一年的经济收入；罂粟壳卖给药材商人，罂粟秆喂牲口；烟膏治病，连罂粟籽也是他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用油料。
我头次品尝到罂粟美味是刚到山寨不久。
房东罗勒大哥从山上打猎回来，他的火药枪上挂了一头野兔，一只松鸡，算得上运气不错吧。他的妻子金蛮卜挺着大肚子，快活地在火塘边忙碌，一只松鸡献给头人阿金，兔子归己。这天晚上，外面月朗星稀，山峦的黑色剪影静谧得像一幅水墨画，竹楼里燃着红红的柴火，火塘上面熬着鸡烂饭，当火苗不时蹿起来映亮低矮的屋子，酸笋鸡杂和大米饭的香气渐渐就溢满了简陋的屋子。这是我在金三角流浪生涯中难得一遇的欢乐时刻，我和主人的三个孩子都像馋猫一样守候在火塘边，幸福的火光映红我们的脸膛。这时候女主人起身出去，罗勒大哥一面吸“舵把筒”，一面快乐地朝我们挤挤眼睛说：“她去取好东西啦！”
大嫂进来时我看见她手中多了一只竹筒，那是只陈年竹筒，已经变得污黑不堪，好像有一百年历史。我好奇地凑上前去，看她打开盖子，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顿时直冲脑门，险些没让我晕过去。我看见一堆像粪便一样浓稠的秽物在锅子里翻滚，谢天谢地！我险些没有叫出声来，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大嫂看出我的厌恶，她乐起来，抿嘴一笑说：“小汉人，这是烟籽豆腐，好吃哩。你尝尝就知道了。”
我拼命抑制自己的恶心，饥饿和食欲到底占了上风。我想世界上的道理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别人能吃的，我当然也能吃。罗勒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当我病倒在山上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并救了我，所以我决不能让他们失望。当我暗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时，奇迹却发生了，那股奇臭渐渐消失，代之以阵阵飘香，引得我直咽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