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报告飞经西昌上空时，我突然记起将近半个世纪前那个黑色的清晨，李弥从西昌机场起飞去与他的部队汇合，但是失败的命运无情阻断了他的希望。这位国民党将军无法在大陆任何一处机场降落所以只好只身飞往台湾。我从一万米高空鸟瞰大地，红土高原像一只制作粗糙的沙盘躺在我脚下，这只古老沙盘已经存在了亿万年，而我乘坐的飞机则像一只渺小的流星，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上匆匆划过。
我的采访是从原昆明军区离休干部李老开始的。1951年李老职务为军区作战参谋，参加过制定围歼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全部作战计划。
“……年初军区有情报，境外国民党残部可能对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窜犯。到三月下旬，敌情就陆续传来，逆（李）弥残部约有一万多人蠢蠢欲动，将于近期分路窜犯国境。”李老是陕北人，虽然到南方生活大半辈子，但是一口乡音未改，一如既往地把“李”说成“逆”，“我”说成“额”。
“4月，第一股敌人在南路出现，来势很凶，目标是勐连，景洪。额（我）们开始判断有误，注意力被吸引到南路。加上下面个别部队领导犯了急躁主义，以为这是敌人主力，想立头功，没有等把他们完全放进来就冲上去，违背军区首长诱敌深入的指示精神。敌人本来就是佯攻，你一打，他头就缩回去，跟你玩‘敌进额（我）退’的游戏。直到4月下旬，敌人主力才真正出现，他们的目标是临沧和思茅。当时分析，敌人还有没有更大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是一般性骚扰还是真的打算在云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战术目标？
“军区首长多次指示：不要性急，把敌人放进来，放深入一些。放长线钓大鱼嘛。额（我）们采取一些主动措施诱敌深入，希望敌人再向东前进，最好是临沧和凤庆，这样额（我）们就有把握关上门，把他们全歼，除去境外一个毒瘤。但是敌人很狡猾，始终不肯上当，相持两个月，敌人时进时退，逆（李）弥龟缩在耿马、双江一带，也搞发动群众那一套，当然是欺骗蒙蔽觉悟不高的群众。”
我问：“你们后来查清楚敌人意图了吗？”
李老笑着说：“反攻大陆呗。蒋介石要他反攻，逆（李）弥又不能违抗命令，可是他反攻又怕被额（我）们消灭，所以就来个消极怠工。”
我说：“从客观上讲，李弥反攻起到什么作用没有？”
李老沉思片刻回答：“恐怕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为防备国民党残部窜犯边疆，中央军委把原定入朝作战的第某某、某某军都留下来，这就是一种牵制作用。另外逆（李）弥把滇西、滇南分散的蒋残匪和反共势力纠集起来，起到了壮大队伍的作用。”
另一位离休老人彭荆风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人看上去面色有些倦怠，但是精神尚好，思路敏捷，记忆力惊人。他对过去发生在西南边陲的几乎所有事件都了如指掌，说起话来仍然带有江西老家口音，语气果断勿庸置疑。
“1951年我在连队当文化教员，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投身革命队伍，热情似火，整天不知疲倦。国民党窜犯大陆，云南边疆是重点地区，当时打了那场很有影响的耿马、双江战斗。我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后来接触了许多战斗英雄，又深入部队和临沧地区采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火热的生活孕育了我的创作灵感，所以我一口气写出了两个电影剧本，还有一些别的作品。”
我问：“您认为您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吗？”
彭老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至今我仍然坚持这样认为。当时刚刚结束内战，民心向往和平安定，渴望建设家园，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国民党反攻大陆是一种不得民心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动。”
我说：“根据我的采访，1951年的战斗没有达到全部消灭敌人的预期目的，是否可以认为是一场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呢？”
彭老连连摇头道：“这样看法是片面的，很不客观。边疆保卫战虽然只毙俘一两百名敌人，看上去不能同解放战争中任何一场胜利相比，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和意义却十分巨大，不仅有力保卫了边疆，支持抗美援朝，而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妄想，起到警戒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的作用。李弥缩回金三角，从此再也不敢大规模窜犯边境。这一仗还应该包含一些有益的军事启示：境外之敌已经不是一两年前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他们正在和还将发生变化，热带丛林作战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应当予以密切关注。可惜当时大家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当然也不能怪谁，人的认识总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逐步提高……这个教训直到十年后的勘界警戒作战才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把话题转向境外。我告诉彭老，现居金三角的许多国民党将领都对1951年春天那场反攻云南的战斗有所反省。比如李崇文将军说，因为政治仇恨蒙住眼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情。
彭老笑笑说：“如果他们都像现在，能回大陆亲眼看看，他们就不会去做那样自欺欺人的所谓反攻梦想。”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对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政策。彭老说据一本公开出版的资料披露：鉴于金三角国民党军残军同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军人员大多在当地安家，取得所在国“居留证”，有人已加入外国籍，不再从事危害祖国的活动，1981年根据中央和总政指示，停止对这股前国民党武装的工作。等等。
第九章掸邦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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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孟萨吸毒之后，钱大宇在我心目中变得越发神秘莫测。他究竟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背景？是贩毒集团，还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或者是什么秘密组织成员？他为什么关心我的采访，仅仅因为同他父亲钱运周有关？
我想，我在对方心目中是怎么回事呢？作家，采访？还是另有企图？我想他大约也觉得邓贤是个身份神秘的家伙，因为我们都没法窥破对方的秘密。离开孟萨前，我提出上拉牛山口看看，听说那里还有部分战场遗迹，而李弥时代最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在那里。
我们的汽车开出一段砂石路面，很快就上了山。最初路面尚可，汽车开得较快，道路两旁的掸族山寨一晃而过。这条公路是通往山外的惟一公路，但是很少看见对面有车过来，冷清清的路面让人感到寂寞，偶尔见掸族人赶着牛车慢吞吞地走路。随着山势越来越陡险，路面变得越发糟糕，经雨季浸泡而变得又滑又软的红泥好像牛皮糖一样包裹着车轮，汽车不仅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跳舞，而且像个脚步不稳的老人趔趔趄趄直打滑，我的心提到喉咙眼上了。
忽然间就出事了。
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汽车轰的一震，我们的头一齐重重撞向车顶，原来汽车滑进路边水沟里。幸好是公路内侧，我们爬出车来向外面看看，个个都变了脸色。公路外侧是座云遮雾绕的深谷，能听见溪水在谷底吼叫，上帝保佑，要是他老人家让汽车滑向另一个方向，我们只好永远从这个险恶的世界上消失了。
好容易把车弄出水沟，司机小董说什么也不肯往前开，车是他一家人的谋生的饭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蚀本生意就做大了。我认为安全第一，但是效率也很重要，如果司机有把握开下去，乘车总比走路好。钱大宇的态度很奇怪，他既反对开车，也反对走路，他说：“要是走路，今天夜里也走不到，要是开车，下次一定往外面打滑，不然我们来打个赌。”
我说：“你要怎么样？调架直升飞机来？”
他望望山头，很有把握地说：“前面有个寨子，司机你把车开下山等着，我们骑马上山。”
汽车留在公路上，我只好跟着他，步行大约二三十分钟，就看见芭蕉树丛中露出几幢铁皮屋顶。在金三角，人们盖房子一律采用铁皮顶，既不用砖瓦，也不用茅草，你看见哪里有铁皮顶在太阳下反光，哪里就有人家和山寨。面前是座汉人寨，说得好听是华侨，其实就是当地山民，在我看来同掸族山民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说的都是掸族话，钱大宇同他们叽叽咕咕说一阵，我一点也听不懂。一个男人同意为我们当向导，说好我付路费，两百泰铢，约合人民币五十元，我认为这个价钱不错，他牵来两匹矮种马，跟中国内地毛驴差不多，我们一人骑一匹就上路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次取得骑马的经验。矮种马的胯骨一动一动，肚子也一鼓一缩地呼吸，仿佛提醒我胯下是个活物。我感到很别扭，这个活物无论上坡下坡，随时让我神经紧张，我觉得自己这么沉重的身体压在这头可怜的牲口身上，而且坐不稳当，老是滑来滑去，弄出一头汗来，好像跟谁搏斗一样。我相信自己的表情看上去一定可笑极了。山民姓秦，皮肤黢黑，属于那种不好辨认年纪的人，我认为他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看出我很紧张，就用汉话安慰我说：“不要紧，这匹马能驮二百斤呢。”我说：“是吗？驮这么重，一天能走多少里？”老秦说：“八九十里地吧。”我听出老秦有云南口音，就问他是哪儿人？他茫然地摇摇头，好像没有听懂。我说：“我知道你是汉人，老家在云南什么地方？”钱大宇在后面接口回答：“他们在金三角几代人，哪里弄得清云南老家在什么地方？”
山上雾大起来，如果从山下看，这不是雾，是云，山道上到处湿漉漉的。马儿驮着沉重的我倒没有什么抱怨，它很听话，任劳任怨，头有规律地一点一点，好像在背诵英语单词。